【名家专栏】范同寿：探解播州文化

播州文化的前身，是秦汉时期的黔北土著文化和移民带来的汉文化。这种文化在经历唐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后，元明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即使到了明清，播州作为行政建置被撤销，也并未减弱播州文化的生命力。

播州文化是以历史上的播州（今遵义市）为依托，延伸涉及黔东、黔西北、黔中部分地区的，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地域文化。它不仅是汉文化与黔北地区土著文化结合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包含若干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因子的一种特色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圈的组成部分。

作为长江上游支流的乌江，自乌蒙山奔腾而下，经息烽县穿越贵州北部，由重庆东南的涪陵汇入长江。这条贵州人眼中的母亲河，正是播州文化的孕育者。桐梓岩灰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还在人类起源时代，播州地区已经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人类既然能在这里创造出辉煌的史前文明，自然能创造和培育出独具特色、充满生命力的地域文化。今天我们在黔北许多地区，依然可以看到悠长的青石板街、临江而建的吊脚楼和古韵犹存的小镇。坐落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杨粲墓，据称始建于唐朝的中世纪军事屯堡——海龙屯，它们都是播州文化传承给后人的无字史书。

物质层面上的播州文化，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地域文化。

今遵义地区仍被称为黔北粮仓，但它的基础却是在播州文化兴盛时期奠定下来的。桐梓岩灰洞发现的炭屑和烧骨化石，是华南地区最早的用火证据。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在当地找到原始聚落的集聚遗存，还不能像描述巴蜀文化那样勾勒出古黔北人的社会生活场景，然而，秦汉之际的黔北早已过上了“耕田，有邑聚”的农业生活，是确定无疑的。

赤水河秀美风光（ 袁龙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唐代遵义已开始兴修水塘库堰，乌江以北地区出现稻田两熟制。遵义大水田堰周十余里，可灌田万亩，千余年后依旧发挥作用。进入宋代以后，播州的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接近川东地区，“夏供茶蜡，秋输米粮”“生黄茶”成为当地特产。明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加上汉族移民的大批到来，有力推进了播州地区经济的发展。率军平播的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称，“环播州幅员千里，田地无虚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里，其地方殷富，人物颇华”。

播州地处川黔要冲，历来是巴蜀、荆楚地区南下和西进的必经之道。汉晋时期由巴蜀南下贵州的通道有两条：一是沿秦始皇所修的五尺道，经黔西北入云南；另一条则是从符关，沿赤水河谷，经今桐梓、遵义南下，进入黔中。虽然后者赤水河谷一段比较险峻，但因相对近捷，仍是许多人的首选。唐蒙通夜郎时走的是这条路，元代修建川黔驿道选择的也是这条线路。历史总是在变化中向前推进的，这条缘于军事目的而出现的道路，后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商旅大道，成为滋养播州文化的大动脉，这是汉武帝等人所想不到的。

精神层面上的播州文化，是一种多元多彩，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文化。

在贵州这个多彩多姿的文化百花园里，源远流长的播州文化突显现出它多元的个性。黔北是贵州汉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汉族人口比例高。汉晋以后陆续由各地迁来的汉族移民，虽然生活在土著民族文化的包围中，但由于汉文化极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文化传统尽管不免发生变异，主要的东西却保存和延续了下来。而经历两千多年历史岁月洗礼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没有被汉文化所淹没，反而在保持原生性的基础上世代传承，至今仍大放异彩。

播州文化的多元，不止表现在拥有多种民族文化方面，更表现在文化类别的多样上。以乌江、赤水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以川黔驿道为主轴的通道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以湄潭、凤冈为代表的茶文化，以杨粲墓及黔北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中世纪城堡海龙屯为代表的军事建筑文化，以名列贵州四大土司之一而形成的土司文化等，都是播州文化的子文化。

播州文化有着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巴蜀文化的南下，荆楚文化的西进，在今黔北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遇，在彼此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新质文化因素，而各自又保持着自己民族和族群的文化特质和文化风格。汉晋以后进入黔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同样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生根，形成自己的文化圈。集中分布在道真、正安两县的仡佬族，是播州地区的原住民族。除仡佬族外，今遵义市仍有30多个少数民族，桐梓、仁怀、道真、正安、余庆等县（市）都有苗族民族乡。充满勃勃生机的道真“仡佬文化节”、播州区平正乡“仡佬族吃新节”、仁怀后山乡“三月三夯彩苗寨艺术节”、习水正月初三的赶苗场等，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现。

延续性和整体性是播州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一种文化能延续近千年，是需要顽强生命力的，播州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从西汉政府的官方移民开始，汉文化在播州地区逐渐传播和扩展。蜀汉政权的南中之战，大姓势力的倔起，进一步为播州文化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唐宋元明时期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播州文化的内涵，使之能在行政建置的播州不复存在后，作为一种文化仍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影响。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加速了播州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康、雍、乾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为播州文化进一步向深度和空间发展提供了机会，以至涌现出一批享誉省内外的学者，号称“西南三儒”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黔北地域文化代表的播州文化，是贵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黔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文化财富。对播州文化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重新对它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评估，将有助于我们对黔北地区，尤其是遵义市文化资源的整合，有助于推进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来源/《当代贵州》2025年第16期

海报制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阮丹

编辑/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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