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由来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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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北京官话以一票之差险胜了五十一票的西南官话，成为了现今通行的“普通话”。如今虽然距离1955年的决议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岁月，但对于南方的娃儿来说，熟练掌握并运用普通话，仍然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很多中国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字体系，杨雄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中指出，西汉方言分为13类：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与徐；九，吴扬越；十，楚（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

西汉的语言，和战国语言的流变还是较少，能够反映战国时期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基本都是各说各的，面对这种情况，跨国交流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一等一的难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上图_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作者扬雄（公元前53—公元19年）

一旦打开《史记》等相关的历史书籍，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现在书中似乎并没有此类问题，仿佛有一种战国“普通话”，使得大家能够无障碍的进行沟通。

譬如说著名的渑池之会，秦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随后蔺相如反击“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在蔺相如回击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前曰”。也就是说，蔺相如向前走了一步，随后就直接对秦王开口说话，这之中并没有翻译。

那么，为什么操着赵国方言的蔺相如和操着秦国方言的秦王可以面对面交流呢？秦王说赵语？又或许是蔺相如说秦语？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道这都是不可能的，为了保全自己国家的尊严，这两位是断然不可能在正式场合放弃本国语言转而使用外语会客的。

上图_ 战国七雄

那么，或许是因为秦赵之间相距较近，语言发音相似。不过，在诸侯会盟的时候，来参加会议的并不仅仅是几个大诸侯国的使者，还有戎人、狄人等偏远民族。同样的，在记载中这两族的使者也和中原地区的使者达成了无障碍交流，甚至还能念一念《诗经》。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答案藏在《论语》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这话的意思就是孔子在讲《诗经》《尚书》还有举行礼事的时候，都使用“雅言”。

商周两朝，都定都于河洛地区，因此，当时就以河洛地区的口音作为普通话，也就是“雅言”。孔子周游列国，并有三千弟子，如何与各国国君推销学说，又如何与三千弟子交流。这毫无疑问是个难题，因此孔子只能采用“雅言”这种遍行诸国的普通话来教学。

以洛音为雅言，这种习惯被秦汉两代所继承，在当时也称为“正音”“通语”。

上图_ 孔子圣迹图

直到魏晋时期，这种平稳的局面才被打断。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士子纷纷衣冠南渡，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南渡的士人就将北方的“雅言”带入了南方。譬如说谢安，当时的人们觉得谢安读诗非常好听，于是举城模仿，世称“洛生咏”，谢安所用的就是北方的“雅言”。

这种语音随着宋齐梁陈的数代更迭渐渐在南方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语言体系，这就是“金陵雅音”。金陵雅音以汉雅音为基础，沾染了一定的金陵色彩，与原本的雅音大致相同，但也有所不同。

上图_ 拓跋宏（467年-499年），汉名元宏，即北魏孝文帝

而在北方，原本的雅言系统，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这都得益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孝文帝推行汉服汉音，他认为不如此做，几代之后胡人就会复归胡人。因此，学不会汉语的鲜卑官员一律降职处理，甚至把拒绝使用汉音的皇后废除。在他的努力下，北方形成了“北朝雅音”。

于是，在南北朝就形成了这样奇妙的局面，虽然南北方在政治上截然不同的对立着，可双方却都操着相似的口音，能够无障碍的进行沟通。翻阅这一时代的史书，可以发现当时的使者都可以正常的交谈，甚至面对面的争吵谁才是“正统”。

这种局面直到隋朝才又发生了改变，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是最早的官方推广共同语的朝代，隋朝的语言学家陆法言写了《切韵》一书，结合了“金陵雅音”和“北朝雅音”，规范了国家的标准语音，形成了一套通行全国的新的标准语音系统。

上图_ 隋代陆法言著《切韵》。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

唐朝也继承了这一套系统，并无太大的改变。

可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随后进入到五代十国时期后，隋朝的雅音系统就遭到了重创。

五代十国直到两宋时期，各个少数民族譬如契丹、女真，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这一次，没有孝文帝来救场了。于是隋朝的雅音系统就遭受了极大的冲击，渐渐沾染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在南宋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就同时形成了两套语音系统，“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北方官话”以华北地区为基准，而“南方官话”则以南京为基准，这两套官话相去甚远，和南北朝时期的对峙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还属于边缘地区的幽州（今北京）渐渐形成了一套语音系统，称为“幽州语”，谁都不会想到，这套幽州语会随着时间的流传，变成我们今天遍行南北的普通话。

上图_ 西南官话，因主要通行于长江上游地区，亦称上江官话，属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

刚刚说到，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两套体系。这一局面随着蒙古的强势崛起而被随之打破，由于当时的南北两方的人口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也强烈的打击到了当时的两套雅音体系。

随着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都话即通行全国，这大都话，就是原本的幽州语。元朝为了推广大都话下了很多的功夫，譬如建立教授大都话的书院，要求官员必须掌握等等。

此时的雅音，已经和最初的秦汉雅音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大都话是没有全浊声和入声的，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某些诗读起来不押韵了。其实人家本来是押着韵的，只是现在读法已经不同了。

譬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一句，斜在中国古时的读音为xia（二声），而现在的则读念xie（二声）。

上图_ 《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

直到数百年后，朱元璋横空出世再次开始了汉族的统治。等到朱棣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之后，也为原本的“大都话”带来了改变。

我刚刚说大都话是没有入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入声在中国消失了，相当一部分的古雅音还保留在南方的官话体系中，从南京而来的朱棣和他的大臣们正是南方官话的使用者。

于是，明朝时期在北京又形成了新的北京话，这种北京话是有入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有入声的原因。总之，此时的北京话已经是正正经经的多民族融合的成果了。

不过此时的北京话，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随着满人入关，它还要经历最后一次版本大改。在这一次改动中，原本的燕京方言和满族人相碰撞，形成了“满式汉语”。今天的“您”“嬷嬷”“巴不得”“跟前”，其实都是从满语中来的。所以老舍才说“满族应该分享京腔创造者的一份荣誉。”

上图_ “全国共同遵用之标准音，名曰国音。” 民国的国音

而正经的语言统一，要从1902年说起，这一年清朝官员入日考察，惊讶的发现日本已经推广了以东京话为基准的全国通用语音。于是此人回归后提议，希望效仿日本，推行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随后，1909年，以北京话为基准的官话改名为“国语”，开始了全国的推广。

遗憾的是，仅仅三年后，清朝即宣告覆灭，于是这个任务又交到了民国政府手上。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这场大会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种语音，以北京话为基础，加入古汉语的入声等特色，来解决当时的北京话在读一些诗句时没法押韵的问题。

很遗憾，他们决议要推行的这种语音，是现实中无人会讲的语音，因此不了了之。

直到1924年，再次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在这一次会议中，决议放弃上次虚构的“老国语”，转而使用北京语为国语。

上图_ 建国初期的小学课本

建国后，1955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再次确认这一点，将“国语”更名为“普通话”。民国及初建国的时候，语文课叫“国文课”，这种变化，也是随着“国语”改为“普通话”后更改的。

1956年2月6日，正式对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随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艰难的普通话推广。

在最后，我想指出的是，现在的语言没有正统之说，也没有优劣之别，要说他们有什么区别，只有保存古汉语多少的差别而已，你喜欢京腔的字正腔圆，他喜欢吴侬软语的温婉千回。希望大家不要局限在狭隘的地域问题上来看待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我们如今的普通话，是海纳百川的成果。

这世界会看见我们的锦绣河山浩气长存，会听到我们五千年来的敦敦书声，大风泱泱，大潮滂滂，文明之火千古未绝者，唯我一国而已。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